中新網北京11月29日電(上官雲)敦煌,這顆古代西域的明珠,曾經孕育了燦爛的文明,也曾湮沒一時。隨著絲綢之路的重興,敦煌藝術也隨之映入人們的眼帘,藝術家何山的相關著述與畫作則引起巨大關註。29日上午,何山在北京接受記者專訪,細緻的介紹了他眼中的敦煌藝術與中西方文化的關係,並闡釋對繪畫藝術的理解。他批駁了西方研究者們倡導的有關敦煌藝術的“東方藝術西來說”等觀點,認為其是五涼文化與四大古老文明融合而成的新型文化形態。同時,曾經創作過表現絲綢之路的《傳統友誼》大型畫作的何山表示,真正的藝術家最應該有的便是擔當和責任心,“永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。”
   談人生經歷:藝術家永遠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
  著名書畫藝術家何山,繪有《傳統友誼》、《黃河之水天上來》等多幅大型壁畫,並出版眾多專著。1941年,他出生在湖南湘陰縣。5歲的時候被家人送入私塾,伴隨朗朗書聲在汩羅江畔度過童年時代。或許是神秘絢爛楚文化的影響,何山自幼便對藝術有一種天然的好奇和敏感,一直持續到考上大學。
  在五年苦讀之後,1964年,何山大學畢業,也正是在那時開始嶄露頭角:畢業作品《豐收歸來》、《漁歌》選入由中央文化部及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的《全國高等美術院校畢業生作品展》及巡迴展。同年,何山“西出陽關”,就職於敦煌文物硏究所,開始了臨摹、研究與創作十餘年的生活。
  “《傳統友誼》這幅畫就是1970年完成的。”提到心愛的敦煌文化,一貫溫和謙遜的何山顯得有些眉飛色舞,“我在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時候,看到上面有很多表現絲綢之路的東西,在那個年代,中國跟其他各國的來往還沒那麼頻繁,這也啟發了我,我就把日本等各國的來訪集中到一起表現,叫做《傳統友誼》。當時有評論家說,這是表現絲綢之路最早的一幅作品。”
  翻開何山的履歷:作品入選第六屆、第七屆全國美展並獲獎;應邀赴美舉辦個展並講學;受聘為多所學校的客座教授;部分作品為美術館、博物館等藝術機構收藏……在創作與理論上早已有所成就的何山卻至今仍然選擇默默研究,很少拋頭露面對自己大肆宣傳。在他看來,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最應該有的便是擔當和責任心。
  “一部《紅樓夢》能夠深刻反映社會,一幅《蒙娜麗莎》達芬奇畫了六年,現在還會有人這樣做嗎?”何山把藝術創作的腳踏實地看得非常重要,“豆芽菜長的快,一個禮拜就沒了;松樹苗長的慢,但最終變成參天大樹,藝術也是如此,騙的了一時,騙不了久遠。”
  “藝術家永遠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。”何山很鄭重的說,“要用責任心和負載感,將創作投入到國家的文化建設中去,才能畫出好東西。”
   談繪畫藝術:文化藝術各有特點 可融合不可替代
  從開始畫畫至今,何山一直踐行對人生、對藝術負責的態度。他曾創作過《千里江陵》、《楚魂》等大型畫作,飽受贊譽,但是很少有人知道,每每接到一個創作任務或邀請,何山通常要思索很久,他到現在還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,哪怕去旅游也不例外,目的就是積累素材。在其中,創作於1978年的《黃河之水天上來》便是個很好的例子。
  這幅劇作是何山應中央文化部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指揮部之邀所作,放置於機場元首廳,對面便是著名藝術家潘天壽先生所繪的大幅寫意荷花。最初接到邀請,何山還小小的犯了一下難。
  “既然是元首廳,那麼就要有中國的味道,還要表現出作品特定的氣勢,同時要跟潘天壽先生的花兒銜接,太脫節了也不行。”何山想了又想,選定了“黃河之水天上來”作為表現對象,選用中國傳統的工筆重彩方式,“同時還要畫出黃河的氣魄,因為元首廳代表了中華民族的高貴。”
  但完全棄用西方繪畫的表現形式,也並不可取。何山將畫面造型處理等各方面全部以中國方式處理,選取單純的色彩表現,畫的內容,以“線”的形式繪製河水,同時吸收西方的光影技巧,最終整個畫面流暢生動,黃河噴薄洶涌的氣魄撲面而來,似乎能聽到水花咆哮之聲。
  “很多年後我再去看,都很難想象那是我自己畫出來的。”通過這次經歷,何山也得出了對繪畫藝術的獨特看法。他以《莊子》中“混沌”鑿七竅而亡的故事來比方文化藝術的交融,“各種文化各有特點,不能替代,否則會造成各自的消亡。我還是主張要中西融合,捨得花功夫投入進去。”
  談理論研究:以獨特視角看敦煌文化 望對後人“有交代”
  何山在藝術上的成就並不只表現在繪畫一方面。很多人都這樣評價過他:一位學者型的畫家。之所以這樣說,是因為他在創作出多幅為人稱道的畫作同時,在理論研究方面也頗有建樹,比如《畫論》、《神州風采》、《舞蹈、音樂、花神》等等。而其中較為得意的作品,何山說,還要算新近再版的《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》一書,這部書在25年前第一次出版時便參加中日圖書大展並獲獎,“在書中,我以佛教藝術角度切入,告訴大家還有敦煌這樣一個藝術的長廊。”
  與其他地域性的藝術形式相比,敦煌藝術的獨特性或許在於它的“綜合性”。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,敦煌匯聚東來西去的各色人等。就像何山所說,敦煌藝術是以中國西部五涼文化為根基、與世界四大古老文明(中國內陸、印度、希腊、波斯)交匯融合所形成的獨一無二的藝術群體和新型文化形態,何山稱之為“東西方文化交往產生的新生兒”。
  “從《山海經》中可以瞭解,早在公元前2205年,東西方的交往即已出現,史料記載的約公元前1002年至前994年的周穆王西巡又是一例。”為了寫成這部專著,何山翻閱了大量史料,至今仍如數家珍,“按照流傳的‘東王公與西王母’的故事,假設西王母象徵西方,東王公象徵中國東部,在敦煌石窟中,東王公乘龍車,西王母御鳳車,十分鮮明的現實東西方藝術的融合。”
  從敦煌石窟被髮現、敦煌藝術逐步受到關註到現在,相關研究已經進行一百多年,各種藝術論爭層出不窮。何山這本書則是從文化比較學與藝術哲學的角度,跳出圈囿來進行研究,“據我所知,目前這種研究方式,還是不多的。”
  “所謂藝術精神,其目標總的來講可歸結為六個字‘成教化、助人倫’,引申到現代中國,就是‘為人民服務’,這也是我研讀敦煌文化的主要心得體會。”何山笑吟吟的表示,雖然自己年事已高,但還是能做點工作的,“也希望對後人有個交代,能夠熟悉它、瞭解它。”  (原標題:專訪藝術家何山:以獨特視角看敦煌文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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